調控

當碼佣比率在博彩業專營時期由１家博企「主導」釐訂，並協同貴賓廳、博彩中介人以互惠互利，取得雙贏的市場運作模式，免除政府之手「干預」而得以開創出本澳貴賓博彩亮麗成績，成為本澳博彩業「強項」，執環球市場牛耳的時候，其實，我們可以視之為一種巿場操作的「潛規則」，有利市場靈活運用當中的變化來調節好博企與貴賓廳、博彩中介人的供求關係，讓大家都在「有肉食」下各安本份，「多勞多得」，從兌碼、轉碼中找到各自的生存發展空間。更重要的還在於，這種「潛規則」可以很大程度地由只此一家的博企調控貴賓廳、博彩中介人的市場生態和「地盤」，將之「控制」在一定範圍，不致出現過度同質化擴張。

這在當年博彩業專營時期，是從市場運作中自自然然發展出來的一種市場生存空間調控「潛規則」，並沒有需由政府之手「調控」、監察、監督、監管的執法「空間」，換言之，便毋須制訂法律法規指引，提供政府執法工具來維持巿場秩序和市場生態健康發展。

總之，是政府在最低限度的監察、監督、監管中，便足以令到市場自行運作，展現出一種適合博企貴賓廳、博彩中介人和中介人合作者都能茁壯成長的市場生態，從而為日後博彩業開放經營權創設有利吸引外資的優良條件和根基。而在那個年代，也因應博彩業的「強項」貴賓廳運作，促進賭收有度發展提升，並非無節制高速增長拉大了社會各種資源的有效投放分配，且從博彩業發展中，能很好回饋社會和各行各業。

不過，時移世易，當自由經濟體系不斷發展，當澳門社會步上進一步開放的格局，便不能迴避市場開放這個問題，正因如此，博彩業也要走上有限度開放市場的開放經營權階段，來藉市場化競爭促使博彩業轉型升級，體現更大的休閒旅遊娛樂成分來沖淡貴賓博彩帶動的「賭」的色彩。但是，當政府集中精力選取3家賭牌批給公司，而隨後又由3家賭牌批給公司衍生3家轉批給公司，變成「六國爭雄」的時候，儘管政府有關注貴賓廳、博彩中介人、中介人合作者的「運作」，從而制訂法規指引要求博彩中介人、中介人合作者必須「登記」，可是，除了登記，在賦稅，以至貴賓廳、博彩中介人、中介人合作者運作最重要的一環──碼佣，政府似乎「睇漏眼」，並未意識到當中可能產生重大問題，因而，並沒有從開放博彩業經營權一開始便制訂法律法規指引，提供政府有效執法工具，來監察、監督、監管箇中兌碼轉碼出現的博企與中介人供求關係。

正正由於欠缺這種「認知」，並未意識到一旦開放博彩業經營權出現六家博企，這當中的市場生態、供求關係便會徹底改變，且會是一百八十度扭轉，令到過去由博企「主導」，變成反而由博彩中介人、中介人合作者「主導」財源客源分流，更有六個「碼頭」可供供選擇之下，當中的「分配」，便隨時隨地可以令博企處於「捱打」狀態，再難以一如從前專營時期可以「主導」釐訂碼佣比率，否則，面對市場競爭，一旦碼佣比率低於其他博企，便會惹來博彩中介人和中介人合作者「蟬過別枝」、「過塘」，當中的重大損失和打擊，是不言而喻的。正由於這種供求關係的徹底改變，因而博企之間打起「碼佣割喉戰」，在今天我們回看那個時期，也可以說是「正常不過」，是遲早的事，而可能形成的對本澳「命脈」博彩業的衝擊，只能「聽天由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