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控博彩業更應兼顧降低社會成本代價

上周五警方公布3宗罪案，分別是一名男子在寄居友人寓所期間，偷取友人姊姊16萬元財物；次宗是一名當舖學徒多次挪用店舖手表，最終被揭發；最後一宗是一名男子冒稱貴賓廳經理，訛騙台灣女商人交付250萬元「入會」享受酒店優惠，結果騙去款項。3宗案件雖然不同，但，都有一個共通點，涉案嫌疑人將所得輸光，足證他們犯罪手段各異，但，同時都是賭之禍，為賭博而不惜鋌而走險，最終連自己的前途亦賭輸，賠上重大代價。

此外，同日還有一宗新聞雖然與「爛賭」犯案無關，惟與本澳博彩業發展有莫大關係。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透露，按政府調控博彩業規模的政策，未來10年賭枱年平均增長率不超過3%計，亦即，未來10年增加賭枱數目為2000張，政府將會按5個發展項目的非博彩元素作審核，統一分配賭枱。

2008年政府強調2013年以前賭枱數目控制在5500張之內，而加上未來10年增加2000張賭枱，亦即，特區政府經已將未來10年本澳博彩業的規模控制在7500張賭枱以內，作為澳門特區開放博彩業市場「第一階段」的行業規模。

固然，政府控制博彩業的規模，不等同說便會「控制」到博彩業的發展和業績增長，因為，按博彩業的營運法則，是在「殺率」上體現賭收，另外，每張賭枱、每台角子機的「營業額」，按理論而言會是「無限大」，因此，儘管特區政府「事先張揚」未來10年博彩業的規模控制在7500張賭枱之內，但是，並不等同說可以控制賭收的增長。

由此，更惹人關注的是，當六家博彩營運商都「用盡」配額，分配了7500張賭枱以後，便要吸引客人增加賭枱營運效益，來做大做強自己，在市場競爭中佔據市場份額。其實，當澳門特區開放博彩業市場以後，另一個引人關注的焦點，便集中在防治病態賭博上，怎樣防治問題賭博，其實，政府在推出措施上，遠遠落後於開放博彩業市場的步伐，因而，近年澳門博彩業雖然取得亮麗數字，與此同時，亦即有一大批澳門居民、外地人淪為病態賭徒，又或輸掉了財富，來成就本澳的發展。甚至，促使澳門付出社會成本，病態賭徒問題、社會治安問題、家庭問題，都付出了相應代價。上述一天內3宗與賭博有關的案件，已是明證。還有，近年不少莊荷因博彩而偷籌碼被揭發，也是澳門特區開放博彩業市場衍生的問題，引起社會高度關注。

雖然，立法會早前審議通過《規範進入娛樂場和在其內逗留及博彩的條件》法案，將進入賭場和工作的年齡提高至21歲，且設定「禁足令」的實施條件，惟是，法例規定需要由病態賭徒自行申請禁足令，故社會對成效存疑，希望能由病態賭徒家人「代辦」，彰顯法律設定的目標和執行效力。

我們關注到，雖然有調查指本澳病態賭徒未見年輕化，但，怎樣發掘「隱性」病態賭徒，加強防治效力，是政府、業界、社會服務機構需要致力開展工作和服務的方向，尤其未來10年本澳博彩業規模擴大至7500張賭枱，各家博企在澳門半島和路氹城兩個博彩區都有投資發展項目，益增宣傳推廣吸引顧客的激烈競爭，由是，政府是否需要對博彩的宣傳推廣研究規範措施，以至社會關切的防治博彩社區化，將博彩設施撤離社區，都值得予以重視。

一方面，是政府制訂博彩業規模，管控行業勿再度出現粗放型發展；同時，也要將博彩業衍生的負面影響，對個人、對家庭和社會可能構成的禍害減至最低，使社會在取得經濟發展的同時，降低社會成本和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