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彩業面臨的挑戰與對策

二○一四年春夏之際，澳門博彩業的動態再次對特區社會造成重大影響。八月五日，以博彩行業前線員工為主體的社團發起遊行，警方稱約有六百人參與其中。遊行隊伍從金蓮花廣場出發，行至銀河娛樂集團旗下的星級酒店側門，在馬路上靜坐集會半小時後散去。遊行隊伍的橫幅標語和遊行者手中紙片上表達的，主要是福利待遇方面的訴求，如“要求合理薪酬及待遇”、“還我合理薪酬”等。八月二十五日，該團體又發起全澳博企員工聯合大遊行，高峰時有一千四百餘人參加，並有五位代表向政府總部遞交了信件。聯想到今年四、五月以來博彩員工已經屢次集會遊行表達訴求，不難想見本澳博彩行業內的矛盾正在激化，有不少漸趨嚴重的問題亟需解決。

其實，博彩業的癥結並非局限於勞資糾紛。受到內外種種因素的影響與制約，澳門博彩業正在面臨嚴峻的挑戰，需要採取積極的對策妥善處理，認眞解決。

增速減慢遇瓶頸

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顯示，特別是回歸祖國十五年來的歷程表明，博彩業舉足輕重的地位與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特區政府博彩監察曁協調局網頁上公佈近五年來博彩業毛收入的統計數據，反映了本澳博彩業迅速而持續的發展狀況。從二○○九年至二○一三年間，特區年度博彩總收入分別為1,203.83億澳門元（下同）、1,895.88億元、2,690.58億元、3,052.35億元和3,618.66億元；後四年的年平均增長率分別達到57.49%、41.92%、13.45%和18.55%，始終處於高速發展的狀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澳門的博彩收入每個月都在膨脹，博彩種類中佔絕對優勢的幸運博彩更足以說明問題。二○○九年以來，幸運博彩毛收入逐月快速增長，二○一一年三月首次突破200億元大關，兩年後的二○一三年三月又超越了300億元記錄，近一年來始終保持在超過300億元的高水平上。這些數字雄辯地證明了本澳博彩業的強勁發展態勢。

博彩業對特區經濟建設的貢獻也有目共睹。首先是博彩收入成為地方生產總値的主要來源，且比重日漸增長。二○○九年時，博彩業的年度總收入已佔特區地方生產總値的70.74%，此後又大幅度提升，二○一○年至二○一三年分別達到83.54%、91.60%、88.88%和87.52%。在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中，博彩稅收佔據了絕大部分。二○一一至二○一三年，特區政府的年度財政收入分別為1,127.21億元、1,294.98億元和1,555.12億元，其中的博彩直接稅則分別達到941.12億元、1,069.90億元和1,267.38億元，博彩直接稅在相應年度財政總收入中佔據的比例分別高達83.49%、82.62%和81.53%。由此可見，博彩業在澳門經濟發展中發揮着多麼重要的作用。

然而，從二○一四年年中開始，澳門博彩業的強勁發展勢頭受到阻遏，增長速度明顯減慢。博彩監察曁協調局公佈的數據顯示，二○一四年六月和七月，澳門幸運博彩的毛收入連續出現同比下跌、同期變化率為負數的現象。六月的毛收入雖仍高達272.15億元，但比二○一三年六月下跌3.7%；七月的毛收入增至284.12億元，但仍比上年同期減少3.6%。幸運博彩毛收入連續兩個月同比下跌的態勢，是五年來從未出現過的現象。這一信息公佈，立即造成博彩股票震盪下跌。據《每日經濟新聞報道》，“昨日（註：指8月7日），博彩股成為港股市場下跌中的重災區。如永利澳門下跌7.56%至29.35港元；金沙中國下跌5.75%至52.35港元，創下半年來最大跌幅；銀河娛樂下跌6.38%至59.4港元；美高梅中國跌6.34%至25.85港元。”

不容置疑的數字打破了五年來澳門博彩業毛收入只增不減，同比增幅最高峰達到94.1%的神話，似乎在預示着博彩業的高速發展正在遭遇瓶頸制約。

內外因素添制約

對澳門博彩業造成制約的因素來自內外兩個方面。

從博彩業內部來看，澳門特區政府的博彩政策是決定性因素。衆所周知，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博彩業的存在與發展旣受到法律的嚴格規範，又置於政府的有力監控之下。政府對博彩業實施監控的主要途徑是發放博彩業經營牌照和限制賭檯規模。先看賭牌發放。由於首次批給博彩營業牌照的有效期為二十年，將於二○二○年開始陸續到期，因此政府會於明年啟動博彩牌照續期的諮詢工作。不少媒體（尤其是香港媒體）推測，澳門政府有可能考慮縮短牌照年限，從二十年減至十年或以下。特區政府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雖未正面回答媒體疑問，表示“政府目前對賭牌續約方式或年期沒有任何立場”，但也強調“今次檢討不單關係到賭牌續期，而是牽涉到澳門未來經濟發展的策略，屆時將會開放式收集社會意見”。鑒於澳門民間對博彩業的現狀見仁見智，褒貶不一，不排除屆時政府吸納民意縮短賭牌年限的可能。

再看賭檯規模。在這個問題上，特區政府一向是立場鮮明、態度堅決的。譚伯源對媒體明確表示：“現階段沒有增加賭牌的需要”、“堅定遵守十年內賭檯平均增長百分之三的幅度，不會無限量增加”。賭牌續期政策會否變化以及賭檯規模受到嚴格控制的消息，也造成了澳門博彩股票聞風下跌的現象。

從澳門博彩業外部來看，內地反貪腐運動深入開展、持護照過境政策收緊、賭場內銀聯卡政策調整以及全面禁煙等因素，均會對娛樂場的經營造成影響。隨着中國共產黨十八大以來反貪腐運動的深入開展，各地大大小小的貪官紛紛被揭露和處置，清正廉潔的風氣逐漸上揚，利用公款來澳門賭博的貪官逐漸絕跡，一般公務員進入賭場也會有所收斂。從今年七月一日開始，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以過境為由在澳門停留的時間，由原先規定的七天減少至五天，對於未前往目的地而違反過境規定者，此後進入澳門將受到更嚴格的控制。同樣是從七月開始，澳門的娛樂場內被禁止使用銀聯卡提取現金。從今年十月開始，又將在娛樂場內實施全面禁煙的措施。上述各種情況，將從不同角度影響娛樂場的客源，或給參與博彩活動帶來諸多不便。

除此之外，有硏究者指出，美國聯邦儲備系統（美聯儲）從二○一四年一月起削減購買國債規模，逐步退出“量化寬鬆”（QE）的政策調整將導致銀行利率上升，融資相對困難，從而間接地限制博彩業的發展。同時，澳門以外、中國周邊一些國家與地區（如新加坡、台灣等）正在或即將開放博彩業的動態，也將給澳門博彩業帶來負面影響。

綜上所述，在內因和外因兩方面因素的影響下，澳門博彩業深受制約已是不爭的事實，遭遇發展瓶頸或許在所難免。

勞資關係趨緊張

澳門博彩業還有一個要害是勞資關係漸趨緊張。

博彩業在澳門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紀中葉的開埠初期，由來自內地的民工、僕傭和無業遊民帶來這一未必高雅的習俗。因為適合缺少工農業經濟和閒散成風的社會現狀，又因沒有法律監管，所以很快就在市井流行。鴉片戰爭以後，葡澳當局為增加經濟收入，將博彩合法化。這一行業遂得以迅速蔓延，至十九世紀後期成為澳門的支柱產業。

由先天的缺陷所決定，博彩業勞資關係因缺乏法律規範而隨意性很強，且內部工種繁雜，從業人員良莠不齊。加上工作環境氣氛欠佳，工作負擔較重，經常導致員工身體疲憊，心理失衡，人際關係比較緊張。在這種背景下，勞資關係必然矛盾重重，問題叢生。

早在澳門特區政府於二○○一年七月通過《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次年批出娛樂場經營權之初，澳門博彩業內涉及勞資關係的糾紛便發生。當時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澳博）為解決因其前身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澳娛）未規範勞資關係引發的“茶資”糾紛，與勞方達成新的薪酬制度協議。此後澳博又陸續通過支付有薪假期補償金、額外服務補償金等方式盡力協調勞資關係。

隨着博彩經營權通過“轉批給”方式逐漸擴大和博彩業的迅速膨脹，進入該行業的員工越來越多。由於按規定只有澳門居民才能當荷官，該工種對勞動力的需求量又很大（截至二○一三年六月底，全特區共有荷官24,031人，佔博彩業僱員總數的44%），因此導致進入此行的門檻逐漸降低。在博彩經營者的利潤日益攀升的情況下，處於博彩企業底層、工作辛苦而報酬相對較低的荷官等員工，不斷提出自身利益的訴求看來是順理成章之事。

自二○一二年九月由荷官擔任主要領導成員的社團成立以後，本澳博企員工的訴求得到了集體展示的機會。從二○一三年八月開始的一年時間內，該團體發起組織了六、七次博企員工遊行和靜坐示威活動，還有“博彩員工協進會”、“博彩企業員工協會”等團體，也曾組織或參與組織過博企職工的遊行活動。

二○一四年春夏之際，澳門博彩勞資關係緊張、員工遊行紛起的來龍去脈大致如此。

同舟共濟迎挑戰

問題與矛盾不容迴避，關鍵在於坦然面對和正確處理。筆者認為，首要的問題在於提高認識，轉變觀念，力求形成共識而齊心協力。在當前的形勢下，尤其需要樹立以下四方面的基本觀點：

科學的發展觀。一方面，必須牢牢記住“發展是硬道理”這一顚撲不破的眞理。儘管澳門已經取得了經濟建設的巨大成就，但萬萬不可滿足於現狀。須知在全球化趨勢日益深化的形勢下，盤根錯節，瞬息萬變，任何風吹草動都有可能引起連鎖反應，甚至導致毀滅性的災難。澳門特區政府和廣大市民都有責任，要保持經濟發展的良好勢頭，特別要維護龍頭產業博彩業的強勢地位。另一方面，也要明白經濟發達與社會和諧之間存在着對立統一的關係，在搞好經濟的同時，一定要妥善處理矛盾，注意協調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利益，使盡可能多的民衆安居樂業，各得其所。

明智的經營觀。一方面，博彩業不是福利事業，經營博彩企業肯定要追求利潤。然而，即使都是成功的企業，也可能有不盡相同的經營理念。追求利潤最大化是一種理念，薄利多銷也是一種理念。在澳門許多賭場中，最低賭注三百至五百港元的賭檯比比皆是，而在美國拉斯維加斯，可以找到賭注十美元、甚至兩美元的牌桌。假如澳門的娛樂場能降低賭注起點，推廣小額博彩，肯定能吸引更多客源，讓遊客在小輸小贏的博彩中享受休閒的娛樂。另一方面，博彩業主還要理順獲取利潤和回報社會的關係。我們看到，銀河娛樂集團於今年七月建立基金會，打算總共斥資十三億元報效澳門和祖國。表明許多博彩企業不僅深知回報社會的道理，而且拿出了實際行動。這些明智的做法値得提倡。

正確的民主觀。博企員工用合法的方式表達訴求，是他們應有的權利；遊行集會等活動能夠如期舉行，也是社會民主程度的充分體現。但事實吿訴我們，爭取民主的方式和路徑有許多種，遊行示威未必是理想選擇。因為即使是合法的集會、遊行和示威，對城市交通、居民生活與正常社會秩序都會帶來一定的影響，也會給參與者的身心造成不同程度的傷害。八月五日在酷暑中遊行至星際酒店側門靜坐示威的銀河娛樂集團職工，有許多人戴着口罩、帽子，還得大聲呼喊口號，對身體的影響可想而知。何況情緖激動時難免失控，合法活動有可能向非法的方向轉移。不久前香港舉行的“佔中”遊行集會，號稱有78萬人參與；接着舉行的“反佔中”簽名，則宣稱徵集到150萬個簽名。不難想見整個香港社會受到多大的影響。至於堪稱“佔領運動”“樣板”的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台灣“太陽花學運”等，無不導致激烈衝突和流血事件的發生。澳門當引為前車之鑒。

辯證的勞資觀。在博企員工的遊行隊伍中，有人打出橫幅“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這一口號實在有失偏頗。在澳門，勞資關係是由法律來規範並加以保護的。其實，僱主和僱員是同一條船上的同舟共濟者。如果把僱主比作船長、舵手，那麼僱員就是船員、水手，二者缺一不可。一方面，僱主應當體諒僱員，特別是底層僱員勞動的艱辛，盡可能地提高他們的薪酬標準和福利待遇。我們看到不少博企正在盡力而為。銀河娛樂集團已經建立固定機制，每年從七月開始調整全體員工的薪金，今年的覆蓋面可達7,000人；金沙中國向數以萬計的員工發放特別奬金，新濠博亞則推出較大額度的員工奬勵計劃等。另一方面，僱員也應當理解僱主，須知企業的盈利不可能全部或大部用作員工福利，必須首先滿足持續發展和擴大再生產的需要。何況博企員工在本澳屬於薪酬較高的工種，相對於全區職工月收入中位數15,000澳門元的平均標準，博彩和其他服務業員工的這一數字已經高達17,000元。將心比心，換位思考，人們的行動一定會更加穩妥。

風浪正緊，但光明在前。願博彩業航船上的船長與船員、舵手與水手，能夠捐棄前嫌，攜手合作；更要與特區全體居民同心同德，患難與共，努力避開急流巨浪，繞過暗礁險灘，更好地駕馭澳門這艘巨輪，一直駛向光輝的彼岸！

李嘉曾

（澳門城市大學澳門社會經

濟發展硏究中心執行主任）